五分11选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来源:五分11选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稿时间:2020-05-26 08:58:1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熊思东认为,育儿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:一是家庭育儿人力资源匮乏。伴随第一代独生子女进入婚育年龄,“421”、甚至“422”家庭模式呈现主流倾向,“倒金字塔”的家庭结构使得家庭背负沉重的养老压力,加之城乡、城际频繁流动的常态化,祖辈与父辈、孙辈异地生活,夫妻异地情况较多,加剧了育儿人力不足的矛盾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一) 所得类型问题。试点政策规定个人领取环节以“其他所得”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,新个税法应税所得项目删去了“其他所得”,建议修改原“其他所得”的表述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熊思东建议,鼓励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带头实施男性配偶陪产假制度;对百分之百落实完成年度内男性配偶陪产假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,在税费减免、融资贷款等方面给予一定政策奖励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建议以立法形式规定男性配偶陪产假制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他认为,就男性配偶陪产假而言,我国缺乏统一的全国性法律,各地执行标准不一且普遍较短,为7~30天不等,大部分仅为15天,同时仅作为对实行晚育或合法生育的一种奖励,在实际落实中有困难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面对这样的情况,男性配偶在新生儿孕育过程中的照顾和陪伴显得尤为重要。”熊思东称,目前男性配偶参与育儿方面还较为落后,许多人希望陪伴妻儿,却有心无“时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周延礼、孙洁在提案中表示,在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政策试点过程中,上海、苏州等试点城市反映,试点中存在着税收抵扣流程繁琐、缴费模式缺乏灵活性、参保人和企业人力部门体验不佳等问题。更为重要的是,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试点政策部分条款与2019年起全面实施的新个税法存在不相符的情况,建议修改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为让产妇得到更好的休息,男性配偶应承担更多的照顾新生儿的工作。因此,建议将原有男性配偶陪产假延长至38天,用于陪伴、照顾产妇产前孕检建档(1天)、围产期7次产检(7天)和产后产褥期(30天)。”熊思东表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男性配偶陪产假标准不一且普遍较短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四) 凭证扣除问题。试点政策规定“取得工资、薪金所得和连续性劳务报酬所得的个人,应及时将相关凭证提供给扣缴单位,作为税前扣除的凭证”。新个税法简化了扣缴凭证管理,因此建议试点政策缴税时可暂不提供凭证,由纳税人留存相关票据,核查时备用。